网络文明•传承抚宁励志奋斗故事：“党让干啥就干啥”--官庄村原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原抚宁县革委会副主…

时间: 2024-07-18 21:19:58 |   作者: 乐鱼买球/案例

  1966年2月，抚宁县委向唐山地委提交了《关于在全县开展学习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秦庆昌的报告》，经过地委批准后，向全县发出了向秦庆昌学习的号召。报告称：秦庆昌“一贯听党的话，听毛主席的话，站稳无产阶级立场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；大公无私，热爱集体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；敢于斗争，敢于胜利，有征服自然、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，并且已经领导群众在生产斗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”“秦庆昌同志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名闯将”。尽管时间过去了五十多年，世间万物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是从今天来看，秦庆昌的优良品格并没有过时：他忠于党，党让干啥就干啥，热爱集体，关心群众；他忠于职守，干一行，爱一行，钻一行，很快成为行家里手；他心中始终装着群众、想着集体，生活简朴，勤俭持家，兴办集体事业，改善群众生活；他严格要求自己，两袖清风，一尘不染，深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。1963--1965年四清运动期间，官庄就成为唐山地委马力的“四清”试点村。从1964年到1999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官庄始终是抚宁县的一面红旗，秦庆昌始终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中的优秀代表，在他的身上有许许多多的闪光点可以让我们深入挖掘，更可以让我们继承和发扬。

  官庄村位于留守营镇南部平原地区，是抚宁区的一个人口大村，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（1368--1398年）。村名的来历有些蹊跷，1983年《抚宁县地名志》上说是官姓人氏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来的，但我觉得这种观点不切合实际。明朝初年，朝廷大搞土地集中，出现了大批“皇庄”“官庄”。抚宁县这个“官庄”地处沿海地区，应该是朝廷用来晒盐制盐的地方，属于惠民盐场。历史上有“秃尾巴老李”的传说。相传，秃尾巴老李的母亲生下一条小蛇，不忍丢弃，放到水中蓄养，逐渐长大。每天晚上回家吃奶，母亲都吓个半死。他姥爷心疼闺女，想把他吓唬走，就暗藏利刃，于秃尾巴老李回家吃奶时吓唬他，哪成想把秃尾巴老李的尾巴给砍断了。秃尾巴老李逃到村北空地，疼痛难忍，翻腾打滚，削出一个大坑叫“磨磨坑”。后来他逃到小河峪龙潭修炼，终于得道成仙。每逢大旱之年，官庄人到会到小河峪龙潭祈雨，据传每次去时都是烈日炎炎，回来时都是大雨滂沱。因为秃尾巴老李感念官庄人的养育之恩，凡是官庄人前来求雨，无不灵验。今天龙潭上方的龙王庙还有两块祈雨灵应碑，康熙年间《抚宁县志》还有康熙十一年知县谭琳到龙潭祈雨显灵的记载呢！后来秃尾巴老李感觉到此地空间太狭小，无法施展自己的能耐，就顺水到海，游到黑龙江，战败了祸害民众的白龙，从此黑龙江一带风调雨顺，物阜民丰。

  官庄村总面积6155亩，其中耕地4744亩，人居面积1200亩，企业占地140亩，其他占地71亩。全村有1100户，3120人，其中农业人口2884人。

  秦庆昌，1932年6月8日出生，1961年加入中国，1964年至1999年担任官庄大队（村）党支部书记，1970年10月至1979年4月任抚宁县委常委，1974年12月至1980年3月任抚宁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。

  官庄村地处南部平原，低洼易涝地较多，粮食亩产大约200斤左右。在回村之初，秦庆昌提出把低洼地改造成稻田的设想，得到大队党支部和干部群众的赞同。他从唐山买来7台报废的立式柴油机，经过维修组装成可用的4台。在村东蛤蟆港水坑挖两眼水井，安装水泵。在二队、三队、四队的低洼地里修水渠，划出100亩，试种水稻，获得成功。第一年亩产就达到300--400斤。

  1964年夏季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以后，修建了两条大渠，引洋河水库的水种植水稻，扩大了水稻种植培养面积。在村北和村西修建了两个机灌、电灌站，架设了高压线，把电力引到村里，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，接通了有线广播。

  1965年春，在村北开挖水渠，水田达到300亩，1800多亩旱田改成水浇地，实行玉米、小麦两茬种植，亩产超过千斤。

  1966年官庄粮食获得大丰收，超额完成国家征购计划，社员口粮每人420斤大米，劳动日值达到1.5元，这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，也令人向往。官庄一下子成为抚宁县最富裕的村。

  秦庆昌很看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，增加集体积累，改善社员群众的生活。1964年以后，先后购买了手扶拖拉机、四轮拖拉机、小麦播种机、双铧犁等农机具，非常大程度上减轻了社员的劳动强度。1965年秋，又办起了机米厂、草绳厂等，收购当地的稻草，加工成草绳，卖给秦皇岛耐火砖厂、耀华玻璃厂，不仅解决了稻草的销路，还增加了集体收入。

  1984年兴建了两个砖厂，每年净利润可达60万元。大队购买了东方红55拖拉机、旋耕犁等农业机械，免费为群众耕地。每年拿出30万元，为群众缴纳农业税和三提五统费用。

  1986年大队又建起了食品厂、饮料厂，使村集体资产达到300万元。1994年，食品厂、饮料厂先后停产。两个砖厂也承包给个人经营（2015年根据上级政策，砖厂取缔）。

  秦庆昌还注意群众居住环境的改善。1964年官庄有450户，1300口人，住房结构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，墙外青砖、石头，内用土坯，房顶是土质的，表层用河泥抹平。一到雨季就漏雨，外边下雨屋内流。每个院居住着三四户，多的达七八户，没有独立院落，居住条件狭小拥挤。

  1975年，官庄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后，由村里统一规划，计划建设二层楼房，每家每户都是独门独院。1976年第一栋楼房开始动工，社员们白天参加生产，晚上到工地义务劳动，到当年7月第一栋楼房基本竣工。但是7月28日大地震时受到了严重的破坏。1977年，鉴于唐山大地震的教训，将二层楼房改为平房，重新规划，分为三间、五间两种，每栋二十间，建成一栋就搬进去一栋。到1983年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后，新农村建设就停止了，全村大多数户都搬进了新民居。

  1979年，组织上根据上级有关政策，准备把“工分加补贴”的秦庆昌转为“国家干部”，端上“铁饭碗”“吃皇粮”。县委领导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时，秦庆昌说：“官庄还没有建设好，我决心在大队继续干下去！”谢绝了组织上的好意。1980年1月2日《人民日报》以《“泥饭碗”书记》为题进行了报道。

  秦庆昌在长期的工作中始终是个领军人物，获得了许多的荣誉，但是由于保管不善，许多证书都丢失了。

  1966年9月30日下午，在人民大会堂，秦庆昌荣幸地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招待会，登上观礼台，接受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同志的亲切接见。

  渤海公社官庄大队，从1963年开始把3100亩洼地变成稻田，使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,亩产量由1962年的200斤左右增加到1965年的600多斤。1965年，这个大队交售给国家的稻谷就达100多万斤，比上一年增加30多万斤，使这个老落后队一跃为全县的先进单位。

  秦庆昌是在党和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名员。“听毛主席的话，党让干啥就干啥，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。”这就是秦庆昌的行动准则。在工厂期间，他几次被评为劳动模范；党号召大办农业，动员职工上山下乡，他积极做出响应，决心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。

  秦庆昌，1966年时34岁，个不高，精瘦脸，言语不多，心里有数，想不成熟的事不说；想好了只要是对群众有利，就坚决去办。他从入党的那一天起，就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。他常说:“听毛主席的话，党让干啥就干啥。

  秦庆昌出生在一个秦皇岛海港工人家庭，父亲长年累月在海港作工，一家人却不得温饱。父亲死后，生活更没着落，母亲忍痛把七岁的秦庆昌送给抚宁县官庄一个穷人家做了养子。不久，母亲也死了。秦庆昌跟着养父，还是苦熬岁月。1948年11月抚宁解放后，分得了土地，日子才逐渐好起来。

  1958年，秦庆昌到唐山市机械厂学钳工，以后调到唐山铜、铝厂学铜、铝冶炼，他当过生产小组长和值班长，曾经先后被评为厂级和市级劳动模范。1961年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。1963年春，党中央号召大办农业，工厂领导动员职工山下乡, 支援农业生产，他怀着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梦想，毅然回到了官庄村，把全部精力放在改洼地、钻机器上。

  官庄的土地,大部分是低洼港地，“下雨水不走，五谷不到头”。老人们面对这个“不到头”，不知愁了多少代。难道真的叫它永远不到头吗？秦庆昌心里想:“不，邻村大片大片的洼地都变成稻田，变成了米仓。他们能，咱们不可以？”秦庆昌暗暗下了决心。

  秦庆昌一回村，支部书记李会成就说:“你回来太好了，咱们正想种水稻，有你就多了一份力量，你就帮助张啰张啰吧!”秦庆昌心里很高兴：“好，我一定尽着力干!”

  这一年，支部决定让一、二、三四队在村东北的“蛤蟆港”开160亩稻田。秦庆昌家在四队，四队也决定让秦庆昌管理稻田,他更高兴了。稻田的一切准备工作很快就绪了。但是，从灌水开始，一连串的困难出现了。扬水需用机器，自己不懂机器；正在插秧灌水的紧张季节，又遇到了严重的春旱。因为他们这160亩稻田没有纳入水利站的灌溉计划，上游不给水，稻苗又黄又弱;偏巧，在这样一个时间段，机器又坏了，人们议论纷纷。

  各方面的批评、指责、刁难，看水小组有的人动摇了，说:“干啥不是干？不蹩这个气!”但秦庆昌没灰心，坚持试验，成功了。

  秦庆昌想：今年种水稻这是第一炮，头一炮打不响，今后种水稻就更不好办了。无论如何得坚持到底!他耐心地说服大家，队长们也很支持他，他和看水小组的社员共同想办法，水不够，就从附近一个水坑里引水；机器没有修好，在秦庆昌的提议下，他们就用水斗子淘水灌稻田;机器修好后，他们又主动找朱建坨大队支援,利用朱建坨用水休息时间,抽水灌溉。为了主动跟上游搞好关系,秦庆昌把大队补助自己的麦子轧成面，蒸了馒头，跟上游看水的人一起去吃。上游的人们看了他们这种一心一意为集体的精神，很受感动,也尽量把水让给他们一些。

  就这样，秦庆昌和看水小组的姚万昌、郑平、安喜等，不管风里雨里，日日夜夜守在机器棚，战胜了风、雨、雹、旱困难。到秋风吹来的时候，“蛤蟆港”滚动着一片金黄色的稻浪，官庄水稻试验成功了，平均亩产达到400斤。

  1964年，全大队决定把稻田扩大到1800亩，这个鼓舞人心的计划，正合乎秦庆昌的想法。

  扩大稻田，水的问题上级帮助解决了，机器便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。支部决定叫秦庆昌管机器。

  1963年，看水小组由四人组成，秦庆昌担任小组长，刘××懂技术，管开机器，但他私心很重，认为自身会技术，非自己不可，总想拿一把。有一次给二队浇水，刘××开开机器就溜溜达达，啥也不管，社员给他提了意见，他就把机器摔了，气冲冲地说:“不给你们开了!”秦庆昌想批评刘××两句,又怕人家摔耙子，只好哄着来。秦庆昌想学学开机器，刘××说:“你摆弄坏了谁负责任?”所有这些都给了秦庆昌深刻的教育，他想：农村多么需要德才兼备的技术人才啊!品德优秀的人不掌握机器，不做机器的主人，怎么能够搞好生产呢？于是，他蹩着一肚子气决心学技术，钻研机器，他看见机器就学，看见旧机器就想修理，看见坏机器就心痛。他在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，很快懂得了机器的性能，初步掌握了开机器的技术。

  为了扩大稻田，新的困难又摆在面前。县水利部门拨来三台80马力的残缺不全的旧柴油机。秦庆昌带领在水库开过机器的姚万昌到水利站一看，姚万昌就说:“这么个大机器连看都没看着过!”机器是旧的，不修不能用，自己不懂，姚万昌又没见过，这怎么办？他想:“我学炼铜的时候，人家讲公式听不懂，就凭眼睛看炉子，把炼铜学会了。机器能拆开，就不愁修不好。”于是，他说:“先拆开看看，要是能用，拉回去咱们修。”水利站的同志看这两个小伙子真要动大机器, 怀疑地问:“你们能修好啊？”“试试看!”秦庆昌坚定地回答。

  修机器的第一个难题是没有套管“搬子”。没有这种搬子机器就打不开。秦庆昌想：党和毛主席不经常教导我们要奋发图强、自力更生嘛！还能是让一个“搬子”难住!他找到会小炉匠手艺的社员张书全商量，张书全非常支持他。秦庆昌说：“你掌钳子，我抡大锤，咱们打一个。”他们生起小烘炉，制出“土搬子”，一试成功了。

  没有图纸照什么安装呀？第二个难题又来了。秦庆昌想：图纸是人画的，机器是人作的，没有图纸就凭眼睛和脑袋。拆一件，记一件，按次序摆开，整整摆了三间房，人们看了满屋地下摆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机器零件，都替他们发愁。

  为了保证安装，秦庆昌吃饭、走路都在琢磨，把机器的“五脏六腑”都了如指掌了。

  机器修好了，动力机解决了，可是水泵不能配套。动力机是皮带轮，进口水泵是齿轮，又不懂外文，对水泵的性能毫不了解，问水利站的技术员，他们也不知道。但是，这并没有难住秦庆昌，他和姚万昌精心琢磨这台水泵，经过反复分析，他们决定改装皮带轮。可是，要改装，必须计算出两个机器的转数比例，怎么计算呢？用复杂的数学计算没有人会,请技术员又不好找，而且时间不容人。秦庆昌想:“计算都离不了尺量，咱们用麻绳量着找比例。”他找来了纳鞋底的麻绳，把机器轮子一个一个量过来,再一个一个加以比较，找出了比例，再按三个比例做了三个轮，在水泵的齿轮上钻了四个眼，把轮子安上去，一试车，第一次不行，再试第二次，成功了!

  群众盼稻田，盼秦庆昌赶快把机器修好。秦庆昌他们每修好一个零件，群众就增添一分欢喜。一天，稻田里的人群正在盼机器，盼送水，只听有人猛地一喊：“谁的鞋？叫水漂走了!”原来机器试车，往稻田里送水了!田野一片欢笑，众口称赏秦庆昌是改稻田的关键人物，应给秦庆昌记一大功。

  秦庆昌一心一意为集体，受到了群众的拥护。1964年6月，党支部选举的时候,他被选为支部书记。当支部书记以后，集体的事情他想的就更多、更远了。

  秋收将近，群众看着1800亩稻田喜出望外，一个问题却翻在秦庆昌心头：这么多稻田，收几十万斤稻谷，要用人工打，得打到春节以后啊!怎么办？两台汽油机收拾收拾虽能用，但打稻动力仍感不足。他到处想办法，听说昌黎物资局有7.5马力的废煤汽机，就同其他干部到昌黎去买，在买这些机器的时候，物资局的同志奇怪了，准备送工厂炼铁的旧机器，这小伙子买这有啥用？他说：“这些旧机器每台才120元，修理修理还能用，国家财产少受损失，队下又减少了开支。”一下子把19台全部买来了。经过修理，装成18台，解决了打稻子的问题。

  在秦庆昌的心里，只有集体的利益，从不考虑个人得失。1963年冬天，大队派秦庆昌和一社员去沈阳买磨米机。从家走的时候，天还不太冷，他们俩穿的绒衣绒裤。不料，到沈阳一下车，正下小清雪，冻得他俩直打哆嗦，上牙磕打下牙。这社员想：应该赶紧吃点饭，找个旅馆住下，暖和暖和，再去买机器。此刻，秦庆昌却说：“咱们先喝两碗白开水暖和暖和，再去买机器。”这社员看到秦庆昌是那么坚定，很受感动，愉快地听从了秦庆昌的线年春天，坟坨大队的柴油机坏了，到处请人修理也没修理好，县水利科请秦庆昌去给修修。他们一看，这机器确实不好修，需要费很多工，同伴灵机一动，跟秦庆昌说：“咱俩把它包下来吧，修完了一个人闹个十元八元的!”秦庆昌立刻反驳说：“那可不行，领导是让咱们支援人家来的，给不给报酬，给多少报酬，这是领导的事情，咱不考虑这个。再说即便给报酬，也得交公，咱可不能从中取利!”同伴觉得很对，就和秦庆昌一起，把机器修理好了。

  官庄大队有个机米厂，这里的人员有的自私自利思想非常严重。有的人总想从厂子里占点便宜，秦庆昌在厂子里负责的时候，一丝不苟，两袖清风。有的人就把他看成是眼中钉，管他叫“阎王爷”。秦庆昌当了支部书记，离开厂子以后，一直放心不下。一天，秦庆昌找到在机米厂工作的王歧，问:“厂子里这几天没闹事啊？”王歧慌忙地说。“没有、没有、没有!”秦庆昌早就摸透了王歧的脾气，凡事越说三声“没有”的时候，准是有问题，便进一步追问：“快说了吧，还没有呢!”王歧终于说了。原来，在秦庆昌离开厂子不久，厂内的几个人就偷盗了一麻袋给国家加工的粘秫米，准备私分了，拿到自由市场上卖给包粽子的。经过调查了解属实以后，秦庆昌马上给他们开了会，说明维护国家利益的重大意义，对他们这种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。偷米的人都痛悔做了错事，把米又如数拿了回来，表示以后决不再犯。

  秦庆昌不仅注意工作、生产中的大事，更注意生活当中的小事。他说：“当干部多吃点、多喝点，看来是小事，实际是特殊风，日子长了，就要褪色、变坏。”他永远不忘这件事：1964年春天当社员的时候，马坊店请他去修机器，修了一天，村里知情不过，给他做了两顿饭。回村后，有的社员就风言风语。“还是会技术好啊，真吃烙饼炒鸡蛋哪!”秦庆昌一听到这些话，就马上改正了。到那去修机器，一不要报酬，二不要吃喝，自己带干粮。哪村机器有了毛病，他主动去修理。当了支部书记以后，他就更注意这一点了。他坚持不吃请，不受礼。秋天打稻子，有些生产队有时给修机器的人做点夜饭吃，买点纸烟抽，秦庆昌在修机器的人当中是最忙的一个，但是他也坚持不吃饭、不抽烟，他说:“我要吃了就没法教育别人了。”而且到处宣传:“谁让做的饭就让谁吃了，让他拿粮食；谁让买的烟就给谁抽了，让他付款。”

  过去，秦庆昌只知自己好好干，党让干啥就干啥，觉得这就是为人民服务。当了支部书记以后，他深深体会到，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，不仅要一心为了人民，还必须一切依靠人民。

  秦庆昌反复学习了毛主席“关心群众生活，注意工作方法”那篇文章。秦庆昌想：主席想的多么周到呀!过去自己想的就是稻田和机器，这当然是对的，可是做为一个支部书记，仅仅想到生产，不关心群众的生活，就不够了。于是，他对群众生活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。

  秦庆昌想：多少年来，官庄就是靠一个地主婆接生和一个坏分子治病。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群众觉悟了，不让他们看了。这样，只好到外村去请医生，很不方便；有时还把病耽误了。所以他就培养自己的接生员和医生。可是，有的女青年不愿意当接生员，老年人又学不了，怎么办？还是得做思想工作。他想到这，马上就登门到孟宪兰家，一面做本人的工作，一面做她妈的工作，直到说通了为止。接着大队就成立了保健室，有了自己的接生员和医生。群众说：“这回生孩子、有病可不发愁了。”

  在插秧大忙季节，社员黄寿芝、郭玉田说没有粮食吃了，生产队长跟秦庆昌说：“这些人闹粮食问题，就是‘泡’，想不干活!”秦庆昌说：“了解地清清楚楚了没有？”生产队长无言以对了。秦庆昌登门访问了这两户社员，结果确实是把粮食吃亏了。原因是黄寿芝家人多劳力少，口粮水平本来就低；郭玉田是单身，是有名的大肚汉，前一段计划不周。经过研究，及时给他们解决了粮食问题，都积极投入了生产。刚一入冬，秦庆昌又登门访问了黄寿芝、孤儿安世兴姐弟俩，发现他们穿的不够。经过研究，又帮他们解决了棉衣问题。黄寿芝感动地说：“大队这样关心我，我一定好好劳动。”在冬季生产中，他一个班不缺，坚持出勤。

  1965年开春，稻田大干渠上的“倒虹吸”工程，本来分配给了好村，他们村小，力单，没有完成。这是关系到官庄和邻村几千亩稻田能不能开成的大问题。秦庆昌出于对群众的高度信任，和大家商量“咱们替好完成了这项任务怎么样啊？”大家说:“没问题，要拣重担子挑嘛！”第二天，秦庆昌和大队长陈希泉、副大队长张彦芳带领民兵和贫下中农社员投入了战斗，当时天冷水凉，他们毫不畏缩，站在没膝盖深的泥水里昼夜奋战。后来，泥水太稀，用锹兜不上来，大家就用水桶、脸盆、小罐往外淘。就这样提前十天完成了“倒虹吸”工程，保证了稻田及时用水。

  从这件事里，秦庆昌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说的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”这些话是多么正确！从此以后，秦庆昌更加自觉地依靠群众了，有事同群众商量，甘当群众的小学生。

  在改修扬水机井的时候，秦庆昌带领一群人挖吸水井，井筒下边是流沙，一边挖一边塌。有人说：“得赶紧的干，要不，机器房都套塌了。”秦庆昌很着急，怎么办呢？他左思右想，拿不出主意，他说：“请大家想办法吧!”

  “咱把庄南地里的废水泥井筒挖出来，下到吸水井底下就中！”贫农社员张书全说。

  在生产上依靠群众，在技术上也依靠群众。秦庆昌想：随着稻田的扩大，机器慢慢的变多，技术越来越复杂，光靠几个人懂技术不行，必须群众都掌握技术。因此，除了他们随时随地教以外，1965年冬，在他的提议下，大队成立了一个机电训练班。一支农业机械化的骨干技术队伍正在慢慢地形成、壮大!

  还是在当社员的时候，秦庆昌就做了许多好事，不告诉别人，都说他是“活雷锋”。担任支部书记以后，他感到光是自己胸怀大局还不够，必须教育群众都这样才行。

  1964年扩大稻田之后，把邻村韩家林大队的土地泅了不少，影响了产量。1965年春天，秦庆昌说：“咱们不能损人利己。今年，韩家林跟咱们搭边的地，应该建议他们也开成稻田，咱们供给他们水。”这个意见得到了干部、社员的支持。于是，韩家林把稻田开成了。开始，官庄单独给韩家林安排放水时间，象本大队的一个生产队那样对待。到插秧季节，需要水量大了，加上天旱，上游水又少了。这时有些人不同意给韩家林水了。有的说：“庆昌的胳膊肘往外拐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稻子就要减产了。”有的看水员也想把水给韩家林“卡”住。秦庆昌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，进一步说明了顾大局、识整体的意义，说明官庄村子大，韩家林村子小，宁可自己损失点，也不能让人家损失，因为1964年咱们已经影响了人家的产量。这么一说， 大家欣然接受了，保证了韩家林的稻田用水，获得了丰收。秋后，韩家林各队送来了两面镜子，上面写着“感谢你们的支援，学习你们的风格”。

  1965年秋天，榆关大队想借官庄的井架子打井，在家值班的大队干部以零件不全为借口,没有借给人家。有的大队干部背后还说:“井架子有，就是不外借，整坏了呢？”也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，有的生产队说：“我们准备浇麦子，大队借给东河南大庄的机井上的进水管要回来!”听到这些话，秦庆昌又专门召开大队、生产队干部开了会，会上他说：“各位明白咱们井架子上那四根轮条是哪来的吗？那是我们借的东河南大庄的，以后人家想用，因为咱们借给了他们进水管，就没好意思跟咱们要，人家花钱又买了两根。用八月十五的月饼才能换来正月十五的元宵啊!咱们国家就是个大家庭，一处有困难，多方来支援。咱们官庄办电，有没有各村的支援、国家的支援？得全国一盘棋，放眼全世界呀!光咱们官庄打的粮食还不够一个城市用的，光算本村的小账还行？得全县、全国都好了才行！”

  一番话说得大家心明眼亮。大队长陈希泉说：“思想问题解决了，啥都有办法，羊棚里搭着两根杆子，是井架上的，用两根椽子换下来，这个活计！”支部副书记李会成说：“支援总是相互的，我们应套车把井架子给榆关送去！”大伙说“对！就这么办。”最后，大家商量，东河南大庄借去的进水管也暂时不要了，因为人家也正在用。未解决本村浇麦问题，他们把大队的两台旧机器修理了一下，建立了两个扬水点，克服了困难。

  秦庆昌带领干部群众发扬团结互助的风格，干部群众的行动鼓舞和教育了秦庆昌。这样互相鼓励，共同提高，精神变物质、物质变精神，必定产生慢慢的变大的力量，这力量将推动着秦庆昌，也推动着官庄所有的人。

  河北省抚宁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，一九七九年给工分加补贴的县委常委、革委会副主任、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秦庆昌转为国家干部。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到官庄找秦庆昌征求意见，秦庆昌说：“官庄大队还没有建设好，我决心继续在大队干下去。”听说秦庆昌谢绝转为国家干部，一些比较知己的同志和亲属和朋友都来劝说：“庆昌啊，你真傻，为啥放着‘铁饭碗’不端端‘泥饭碗’？”

  秦庆昌原是唐山铝厂的工人、唐山市劳动模范，每月工资六十多元。一九六三年，党号召支援农业，秦庆昌响应党的号召，回乡务农，和群众一起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。

  秦庆昌从工厂回到官庄，头一年，群众就选他当了生产队长。他带领社员洗碱改田，种植了一百亩水稻，亩产比原来增长一倍。后来，他又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，和社员一道艰苦奋斗。经过几年努力，一千八百亩低洼易涝的盐碱地全部改种了水稻，亩产闯过了千斤关。秦庆昌发挥他在工厂掌握的技术知识，在大队办起了草绳厂、机修厂、砖厂、机械化养猪场等工副业生产，集体经济日益壮大，社员生活水准不断提高。一九七〇年，他被提拔为县委常委、革委会副主任。但他坚持不离队。现在，这个大队公共积累已达九十多万元，社员口粮在五百斤以上，分配水平达一百四十多元，成了全县的富裕村。干部、社员说：“咱们官庄大队能有今天，是‘泥饭碗’书记带领大伙苦战奋斗干出来的。”（王裕录）

  原标题：《网络文明•传承抚宁励志奋斗故事：“党让干啥就干啥”--官庄村原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原抚宁县革委会副主任秦庆昌的模范事迹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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